春秋时期的中国人，充满活力，生机盎然，展现出清澈高尚的品格，他们的精神风貌令人敬仰。

汉唐时期的中国人，气质雍容华贵，展现出极强的自信心。

到了明清时期，人们普遍表现出麻木、懦弱的状态，创造力显著不足。

明清时期的中国人与春秋时期的中国人相较，犹如两个截然不同的族群，展现了截然不同的风貌。

曾阅一日本人所撰帖子，其言：我们敬仰古代中国人，却非后来者。因古代中国人与后世国人相去甚远。

此言虽逆耳，但细品中国史，确有几分道理。春秋人活力四射，品格高洁；汉唐人华贵自信。反观明清，民众麻木懦弱，鲜有创新，与春秋人判若两人。

倘若你持有疑虑，我便信手拈来几个实例加以佐证。

尚武精神，需先提及。它强调的是崇尚武力、勇于斗争的品质，这种精神对于个人成长和国家强盛都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。

春秋时，贵族文武双全，侠客武士众多，常因争执拔剑相向。彼时国人崇尚健壮，不喜文弱书生，无论男女，皆以高大健硕为审美标准。

《诗经》述庄姜之美，先提“硕人其颀”；道鲁庄公之美，则言“猗嗟昌兮”。当时美男子以高、卷发、浓须为标，或带狐臭。《齐风》赞猎人美且鬈偲，《陈风》言美人硕卷俨，令女主人公苦恋。

春秋战国时，大国争雄，皆强悍善战。《诗经》注秦风，言秦人尚气概，重勇力，轻生死。班固《汉书》亦载，秦时耻文学，崇武勇。

东方大国齐国，民风果敢，民众性情急躁且固执，类似今日韩国。贵族常于道路驱车互撞，即便立法亦难以遏制此风。

吴越地区今虽以吴侬软语著称，先秦时却气质刚劲。《淮南子》载越王好勇，民争死。《汉书》亦云，吴越君好勇，民至今尚剑，轻生死。

明朝万历年间，传教士利玛窦发现中国男子文弱，他致信罗马称，“中国男子难似战士”。他还惊讶于帝国智者似女子，无论外貌还是情感，皆温柔，对之礼让，他们则更加谦和。

在中国居留数十年间，利玛窦见过上流社会争斗，却觉好笑：他们争斗如妇人愠怒，揪发而已，未尝残杀，因缺阳刚且多无兵器。此辈男子日花两小时理发整衣，悠然度日。

鸦片战争后，外人来华，惊异中国人之胆怯。古伯察言，中国人看似刚毅，遇坚定不屈者即软弱如病。罗斯称，中国孩童不若欧洲孩童活泼，男子当众哭而不羞。

▌随着时代的变迁，侠义文化与侠义精神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，其影响力减弱，传统价值观念中的英勇与正义精神在一定程度上遭到了忽视与遗忘。

单个例子或许难以诠释全面，让我们进一步探讨侠义精神，以此获得更深入的理解。

春秋时代，侠文化辉煌。侠士们扶危济困，见义勇为，知恩图报，一诺千金。赵氏孤儿、聂政刺侠累、荆轲刺秦王等故事，展现了那时男儿的壮烈，诠释了轻生重义、生死相随的精神。

春秋侠客尤重人格独立与平等，豫让为报智伯之仇，不惜吞炭漆身、化装易形，混入赵府刺杀赵襄子，其事迹彰显此特质。

被捕后，审讯者问豫让：你曾为范家、中行家服务，他们被智伯所灭，你未报仇反助智伯，今智伯亡你为何报仇？豫让答：范、中行轻视我，我亦轻之；智伯以国士待我，我必以国士报之。

豫让答言，启“士为知己者死”之端：我非他人附庸，独立自主。报仇与否，全凭我心，非我所负之责。

豫让渴求在等级社会中，平民能获个人尊严及价值认可，尤在贵族面前。他主张非附属则交往平等，否则仅存利益，人离情断。

战国侠文化中最可贵的是“自由思想，独立人格”。侠者行义非为名利，而为胸中豪气，珍视个人尊严，对平等极为敏感，如孟尝君待客，稍有不等，客便怒而离去。

到了明清时期，“侠客”们往往主动依附于权力，甘愿成为其附属品，失去了原有的独立与侠义精神。

《三侠五义》中侠客在官前自称“罪民”，视屈从权力为荣。第45回，卢方初见包拯，自称要犯，自加刑具，展昭旁观，众人皆点头称赞，认为其懂规矩。

第48回述五鼠觐见宋仁宗，众好汉心绪难宁，匍匐颤抖。江湖豪情遇皇权，奴性尽显。“钻天”、“翻江”二鼠，被赐名“盘桅”、“混江”，皆欣然领受驯化之名。

清代儒臣的共同特点是缺思想、失操守，唯功名是图。他们如动物般生存，皇帝严管时卖力效忠，松懈时则大肆贪腐，盗窃皇产，操守、尊严、人格皆被视若无物。

鲁迅言，春秋侠客以“死”为终，终亦慷慨赴之。而清代小说中，侠客多成地主官僚，如《三侠五义》之丁兆兰、丁兆蕙为地产豪绅，五鼠则为陷空岛渔霸。

鲁迅指出，《三侠五义》英雄貌似侠客，实为奴才。满洲入关后，侠气之人不敢反抗，转投好官或钦差，为其捕盗。虽听命于上，但在平民中逞雄，安全增加，奴性亦随之增强。

清代儒臣采用了一种动物式的生存策略，他们灵活应对时局，如兽般敏锐观察，既保持文人的风骨，又学会在朝堂中求得生存与发展之道。

探讨完侠的概念后，我们来对比上古儒家与后世儒家的差异，看看两者之间存在着哪些不同。

“孔孟之道”初时刚健清新，非奴性。春秋士人以师友自居，凌道于权势上，合则伴，不合则散。儒家尤甚，孔子周游列国，不慕权贵，只为推行主张，言“志不可夺”。

孟子较孔子更显锋芒，性格外向张扬。他自信宣称平治天下唯己。与国君交谈无媚态，敢言“君视臣如土芥，则臣视君如寇仇”，“民贵君轻”，后世视其近乎叛逆。

中古时代，儒学信徒在世俗上服从皇帝与权力秩序，但精神上多自比为“圣人”，追求从士人至圣人的成长，期望实现自我完善，达成一定的人格独立。

刘秀同窗严光助其得天下后，拒官隐居富春山。至唐，太宗虽揽尽英雄，李白仍怀帝师梦，盼功成身退后，效仿陶朱、留侯，逍遥江湖，远离权势。

清代，大儒们沦为绝对服从的奴才。儒学虽倡忠君孝亲，但清帝担忧大臣过分修身，影响忠诚。臣子需身心皆属君主，不得有独立意志或个人尊严。

雍正帝于《朋党论》直言，欲除朋党之源，需全国思想一统。一统之要，在于唯朕是从。大臣随朕好恶，是非一致，则党争自息。

清代儒臣共性为无思想操守，唯利是图。于皇权紧盯时，他们勤勉效力求晋升；皇权松懈，则大肆贪腐，盗取国库。操守、尊严、人格，于他们皆是空话。

五百年诗坛，缺乏激情与冲动的火花，显得沉闷而缺乏活力，未能涌现出令人振奋的作品，整体氛围显得平淡无奇。

让我们聚焦于诗歌展现的精神风貌。《诗经》中不乏篇章，勇于描绘爱情乃至性爱，如《野有死麇》便是一例。

野外躺着只死獐，白茅将它来包裹。少女春心正荡漾，翩翩君子来诱惑。

林中树木丛生，野地躺着死鹿。洁白茅草紧束，有位女子貌美如玉，纯洁无瑕。

请轻缓地解开衣带啊！别碰我的佩巾啊！别让狗儿也叫嚣起来！

少女动情，吉士挑逗。末三句描绘二人入林心境：步履轻盈缓慢，勿急躁，莫触我佩巾，免惊黄狗吠声喧。

此诗隐晦描绘二人步入林中的心境，含蓄而自然。彼时国人本性纯真，未被文化束缚。先民心灵如洗过的天空，高远纯净。《诗经》洋溢生命欢愉、野性活力及自然之美，孔子赞其“思无邪”。

宋词为中国人细腻、生活化地表达情感开辟了新境界，其清新婉丽超越唐诗。李泽厚指出：只要汉语与方块字仍在，唐诗宋词的魅力便永恒不变。

明清五百年间，诗人们才性、阅历、学识大衰，满足于拾人牙慧，不敢创新。诗坛缺乏激情与真性情，鲜有佳作，除纳兰性德外，再无有影响之诗人诞生。

失去创造与感受的能力，就如同失去了灵魂，因为这两者是个体精神世界的核心，它们的缺失会导致内心变得空洞无物。

宋代前的中国人堪称伟大，他们不断创造、体验与发现，勇于表达自我，思想自由奔放，生活充满生机与活力。

宋代后的中国人，成了前人的影子，既失创造力，亦失感受力。他们固步自封，一味模仿过往。书法家以复制前人为荣，诗人则因作品似唐仿宋而自满。

花朝月夕或人生诸境，他们均有既定解读、感受与表达方式。中国徒留空壳，失了灵魂；社会则似死水一潭，弥漫腐败气息。

各阶层人们皆狡黠且愚昧，贪婪又懦弱。汤因比称此生活为“无意义的存在”，因僵化而存续。若说中国人近几百年有进步，仅在政治权谋与民间欺诈之术上。

宋前后的中国人判若两人，好比好罐头与变质罐头，或钻石与石墨，本质相同而性状迥异。性格演变如黄河：先秦清，汉唐壮，明清则常断流，生机渐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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